陸志舜(第一屆物理系)

 

　　這一陣子, 許多校友對新任的王校長都有着極大的期望。 並且願意盡力協助他。 讓東海的未來能更好。

 

　　但無論是從網路傳來的訊息, 或是從我個人與一些校友的談話中, 發現大家對目前董事會在這兩年多來的表現, 很感失望。 再加上幾位資深的董事匆匆辭職。 補選的過程又不透明化。 董事會內部更是爭議不斷。 導致一些過去曾經常以巨額捐獻東海的校友也開始降溫了。 在這種情況下, 許多校友認為目前的董事會, 如果無法為東海規劃出一個能令人振奮並可全力支持的前景, 那麼即使新校長的才能再高, 恐怕也難以阻止東海校譽的下滑。

 

　　身為一個早期校友, 親自見證了母校從創校到今天, 六十多年中所發生的種種變化, 而董事會的組織和運作早已無法適應現實。 免不了對東海的未來憂心忡忡。 但”冰凍三尺, 非一日之寒”。 我們必須得先探索根源, 才能提出合理及有效的改革建言。

 

　　2014 年底我曾寫了封信給曾董事長, 表達了一些我個人看法, 並希望他能將該信轉給其他董事作參考。 但隨著湯前校長停職事件的發生, 曾董事長似乎無暇顧及這一類的建議。 我的那封信也當然石沈大海了。 最近我將那封信重看了一遍。 決定將之稍加整理, 公開提供給大家參考。

 

　　有關東海的擁有權 (ownership) 問題, 約兩年前就有校友提出過。 其實這問題就像是英語裡的譬喻”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一樣。 多年來一直是個明顯呈現在大衆面前的大問題, 但卻很少有人願意去討論它。 認為這問題的敏感性太大。 而一些已經獲得權力卻不願意負擔起責任的所謂領導階層人士, 為了保護自身的”合法性”, 當然更不會願意去承認今天東海的許多問題多半出自於擁有權的模糊性上。

 

　　東海創校時, 除了校地是由台中市捐贈外, 在財務方面完全是由聯董會直接或間接所支持的。 東海董事會的構成在開始時三分之一的董事(五人)係代表聯董會的外籍人士。 代表台灣教會的長老會人士佔三分之一, 剩下的則為由大陸來台的教育界人士。 因此東海大學在誕生時是一所名正言順由聯董會所控制的基督教大學。 而聯董會當時的秘書長芳衛廉也可豎立起希望東海能”造就一些上帝的「僕人」”及 “教職員應是基督徒”等等的目標(註一)。

 

　　很遺憾的是, 當年聯董會並未為東海存下一筆能足夠為長期運作的基金。 並且在尚未將東海的行政組織培養到能在財政自立自足的地步時, 就因種種原因淡出了對東海的財務支持。 在 1970 年底同意放棄對東海董事會的控制權。 而本地的各類基督教會組織也沒有一個有其代表性及財力去接替聯董會的任務。 東海像是變成了一個”棄嬰”。

 

　　聯董會淡出後, 東海的財源主要是靠學生及家長所付出的學雜費, 政府的補助, 以及校友和社會人士的捐贈。 來自國內外教會方面的捐贈為數極小。 到今天, 東海雖然生存了下來, 甚至有了更多的學生。 但東海在多方面大幅走下坡也是不爭的事實。

 

　　另外, 常被人忽視的是東海的成立也曾獲得當時執政者的大力支持, 提供了極大的社會資源。 僅台中市就徵收了一大片土地, 捐贈給東海作為校園。 這片土地今天的市場價值和聯董會所投入資金相比, 兩者輕重很容易就可估算出來的。 但今日的東海却仍自稱和被稱為”教會大學”。 實際上是早已脫離了現實。

 

　　對東海創立的背景, 許多人到今天一直還存在着不少迷思, 認為那是基督教會為推廣理想教育所做的一項聖潔使命。 但如果能細心地參攷一些歷史資料, 再客觀地分析一下, 就很容易能見到其背後更深層的一面。

 

　　東海大學實際上衹是在中(共)美冷戰巔峰時期的政治大棋盤上的一個卒子而已。

 

　　在上世紀中葉, 美國的基督教會在那一片廣大的中國土地上完全失去了影響力, 但並沒有放棄對恢復過去势力和光環的企圖。 一些在美國頗有影響力的教會人士慫恿了保守派政客, 向美國政府施壓, 促其盡力地去”解放”那個”紅色中國”。 同時美國政府為了要能長期維持其在亞洲的勢力範圍, 亦必須在台灣開始栽培更多的知識份子, 在以後能成為親美的本土政治力量。 而在台灣以長老會為首的本土基督教會則早已藉傳教為名去推廣其民粹政治意識, 但更希望的是能夠與教育機構結盟。 至於當時的台灣政府因尚未放棄”反攻大陸”的思維。 為了想獲得美國政府的支持, 多方面得向美國委曲求全。 幸而在台灣也有些對教育的有心人士, 在當時的政府還處於財務困窘的情況下, 想借助過去基督教會在大陸創辦大學的資源, 真正的希望能為未來的中國教育出更多的菁英人才。

 

　　一個滿足了多方面(美國和台灣的政府及教會以及台灣的教育界)需求的計劃就在這些主角相互角力但卻又是各取所需的情況下很快地成型了。 那就是在最前線的反共基地上, 創立一所由美國出資的東海大學, 傳播基督福音及西方民主思想, 向無神論的共產主義展開長期的鬥争。

 

　　因此之故, 東海的創校曾獲得美國政府高度的重視。 由副總統尼克森遠道而來舉行破土典禮。 而美國的中央情報局(CIA), 則在東海一開始就派高學歷人士駐足東海, 直接參與校務及學生活動(註二)。 幾年前, 與一位非校友的校長閒談中, 也聽說在校內依然有流言稱早期的東海像是 CIA 的大本營。 那也許言過其實, 但絕非是空穴來風。

 

　　到了70 年代, 美國和大陸之間的關係開始解凍, 於是一些教會人士又看到有直接進入大陸傳播福音的機會。 稍有遠見的聯董會就很快地把它有限的資源, 從台灣轉移到用來發展未來在大陸的活動上去了。

 

　　聯董會在放棄了對東海的控制權後, 兩者間雖然仍維持着一些傳統的合作關係, 但基本上東海的董事會是一個自立自主的學校法人了。 至於台灣長老教會在東海董事會中的份量, 也因其”政治意識”不能被當時的官方所接受而很快地消失了。 教會勢力在東海的這一場政治丶宗教丶和教育的博奕中, 可算是變成了輸家。

 

　　在教會對東海的影響力減弱後, 東海接着就被披著宗教外衣的黨政人物所控制。 東海雖因此而得生存下來, 但東海的擁有權和教育理念也就變得更模糊了。 東海的校譽也開始下落。

 

　　稍後, 控制東海的政治勢力隨看台灣政府民主化的來臨而漸漸地消減了。 一些基督教徒於是又有意再度控制這所”教會學校”。 但卻缺乏合理和合法性, 又吝嗇地不願負擔起足夠的財務責任, 更無才能為東海的未來規畫出一個有創意的藍圖。 倒是有些像想不願付出足夠的代價卻可佔用一個巨大的社會共有資產, 用來作為傳佈基督福音的平台。

 

　　東海的教會背景和主導人物的基督信仰, 已被歌頌過太久和太多了。 但多年來也經常發生過教育被宗教绑架的事件。 諸如校歌的被禁(註三) , 代表東海精神的路思義教堂(註四) , 披着宗教外衣的情治校長(註五) , 科技大樓的命名(註六) , 上帝與科學的論點(註七) , 及鄭捷殺人事件的處理方式(註八) 等等, 不勝枚舉。 很幸運的是, 在創校時, 美國和台灣政府間因各有所求而必須有所付出。 教會則想藉辦教育為名而傳播福音。 就在這種相互牽制的環境下, 許多早期校友都成了受益者。 東海能享有着聯董會以及美國政府直接和間接的財務支援, 再加上台灣政府和社會的扶助。 更難得的是獲得了台灣政府在思想控制上為東海留出了一點自由的空間。 在荒蕪的大度山上出現了一片稀有的綠洲。

 

　　當然我們最應該感激的, 是一些在當時能真正將辦教育當成為最高使命的教職員們。 其中有不少是虔誠的基督教徒, 包括一些外藉的教師在內。 更難得的是創校時的曾約農校長。 他的治學理念和使命感, 再加上他卓越的資歷和聲望, 吸引了不少真正可被稱為”大師”的學者來校教導學生。 讓早期的東海成為一所被頂尖學生所嚮往的大學。 遺憾的是曾校長在還未見到第一屆學生畢業時就辭職了。 顯而易見的是曾校長與聯董會在理念上很快地就產生了衝突。 聯董會雖然在當時是個勝利者, 但今日重新評審, 誰是誰非也可定論了。

 

　　宗教在人類文化的發展過程中, 曾留下不少貢獻。 但也帶來了一些無可否認的負面影響。 同樣的, 早期教會學校在中國的建立, 促使了西方文化的引入, 其貢獻有值得推崇的地方。 但我們已進入了二十一世紀。 西方與東方的文化早己因為交通和傳媒科技的發達, 可以不必經過傳教士而就能交流了。 人類的知識也因為科技的發展, 上至宇宙的創始, 小至基本微粒的結構, 甚至對生命和意識的產生, 在獲得了更多的實証後, 變得更為深廣。 許多宗教裡所承奉的宇宙觀早己無法令人信服了。 當然更不應該將之當成為唯一的真理去教育後代。

 

　　至於道德教育, 並非是任何一個宗教的專利。 思想頗有遠見的科幻作家 Sir Arthur Clarke 曾說過”人類最大的悲劇之一就是道德被宗教綁架了”。 祗要看看在過去和今日世界各地的一些宗教組織的作為, 就不難理解這話中的道理。

 

　　我們很明顯地看到, 在東海的確是有不少虔誠的基督教信徒能將他(她)們的才能奉獻給教育後代。 這些曾熱心對東海奉獻過的教徒們, 在東海的歷史上, 會有其特殊的地位。 但是東海的領導團隊中亦不乏有人對私人權利的重視, 遠勝過對基督教義裡奉獻精神的遵守。 更有些人士是既無貢獻, 又無才能為東海創建和維持一個長遠及正確的教育理念。 帶來的却反而是對一個應有責任制度的漠視和破壞。 似乎一切責任衹需要由個人”直接”向上帝保證就可。 這種作法是絕對無法被”東海人”所接受的。

 

　　東海早已失去了教會的財務支持。 東海大學也早已演變成了一個社會的”共有資產”。 許多非教徒亦默默地為東海供獻出他(她)們的才能。 今天的東海不應該再自稱或被稱為”教會學校” 了。 東海大學應該是歸屬於所有的東海人。 任何一個關心東海的人都有權發問。 今天的東海董事會倒底是代表了何方? 東海董事長究竟應該向誰負責?

 

　　1992 年初, 一群海外的東海校友曾在報紙上以大幅刊登了一篇宣言。 呼籲董事會能有革新的計劃, 令東海能早日見到第二個春天(註九)。 四分之一個世紀己過去了, 許多東海人還在期望著東海第二春的來臨。

 

　　目前東海大學的擁有權問題應該以透明和客觀的方式慎重地評估它。 在達成共識後, 董事會的組織章程亦應配合現況而予以適當的修正。 重新建立起一個有遠見, 有能力, 和有責任感的董事會。 在選賢與能的過程中, 希望能不再把宗教信仰作為一個攷慮的因素, 令東海能獲得更寛大的空間去吸引傑出人物的投入。 大家所期望的是能盡快看到一個能令人振奮的東海重建藍圖。 有一個以教育作為最高指標的領導團隊, 不說空話, 一步步地以實際的成果, 提升校內師生的士氣及爭取校友和社會人士的支持。 最終必能吸引到更多有才和有能人士的參與。 使東海大學再度成為一所被學子們所嚮往的高等學府。

 

　　在美國, 像 Princeton, Yale, Dartmouth, Duke 等一些大學, 最初都是由教會人士所創辦的。 初創時的目的主要是培養傳佈福音的牧師。 但這些學校在早期就能以不同的方式脫離”教會學校”之名。 如果這些大學沒有早日就選擇走向教育獨立和思想自由之路的話, 它們能達到今日的地位嗎?

 

　　這些大學能, 為什麼東海大學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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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註一: “東海大學五十年校史”(東海大學出版, 2006 年), p. 22。

 

註二: 白克文(Fenton Babcock) 是東海最早一批由聯董會聘請的外籍教職員之一。 當時正在完成他在耶魯大學的政治系博士論文。 他在東海同時擔任多項職務, 包括體育室主任及教練, 勞作室主任, 圖書館委員, 及國際政治學講師。 與同學接觸的層面極為深廣, 頗有人緣。 在他的自傳 “A Mercurial Intelligence Career” (Infinity Publishing, 2009) 中有描述他在 CIA 六十年職業生涯中的各項任務。 進入東海大學是白克文在 CIA 的第一項任務。

 

註三: 早期某些教會人士因為不同意東海的校歌中有”求仁與歸主, 神聖本同功”二句歌詞, 認為東方的聖人是無法與基督教的上帝相提並論的。 董事會於是在 1959 年通過決議, 將校歌”禁唱”了十六年之久 [見”東海大學五十年校史”(東海大學出版, 2006 年, p. 39)]。 如果將這事件和歴史上基督教以傳播福音為名, 依靠着殖民主義的武力為後盾,到處摧毀本土文化的歷史相比起來, 也衹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而己。 但這類事件居然能在二十世紀中發生在推行通才教育的東海大學中發生而無人抗議。

 

註四: 由路思義二世 (Henry R. Luce) 為纪念他的傳教士父親而出資興建的路思義教堂, 一直是東海引以為傲的精神代表。 路思義二世是一個熱衷於追求權力及崇拜獨裁者(包括墨索里尼在內) 的人物。 他那包括 Life 和 Time 的雜誌王國在上世紀的巨大影響力, 加上他對傳播基督教福音的狂熱, 迎合了當時美國右派政治人物的所好。 因而造成了美國政壇上一股混合了宗教信仰和政治的強大勢力。 得以左右美國的外交政策, 尤其是對中(共), 韓國, 和越南的武力干涉。 他鼓吹美國政府早日去”解放”新建立的共產中國。 甚至不惜使用原子武器[見 Alan Brinkley” The Publisher: Henry Luce and His American Century”(Alfred A. Knopf, 2010) 。 Robert Herzstein “Henry R. Luce, Time, and the American Crusa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那路思義教堂頂上的十字架原該是基督教義裡對人類博愛的象徵。 很遺憾的那位路思義二世想用原子彈殺戮無辜中國人民的呼聲似乎還在迴盪着。

 

註五: 美國的”Washington Post”曾在 1979 年 8 月 9 日以首頁刊出一篇對伊朗, 智利, 菲律賓, 南斯拉夫及台灣五國在美國多年以來猖獗的情治活動所作的調查報導。 對台灣駐美的地下人物暗中收買台灣留學生及學人, 監視留美華人, 在華人社會中製造白色恐怖等等的手段皆有深入報導。 1974 年奉命抵美主導此計劃是當時的一位東海董事。 四年後, 憑著是一個基督教徒的身份, 董事會就遴選其為校長。 把與振興通才教育格格不入的情治工作背景輕易地忽視。 其後在校長任職期內, 更”私售”校地, 用以添增個人的政治資本。 欺瞞並公開謾罵在創校時就曾捐贈巨款的慈善人士。 將原應歸屬於校方的受贈財產私下轉移給其下屬。 東海幾乎變成為其囊中物。 但在董事長的袒護下, 做了長達十三年的校長。 在退休時更有意轉而為董事長繼續控制東海[見”東海第二春”(謝善元及陸志舜主編, 美國出版), 第一期(12/1991)及第二期(6/1992)]。 在這樣的領導方式下, 東海如何能推行優越的道德教育。

 

註六: 2001 年落成的科技大樓, 所募款項中最龐大的一筆來自與東海結緣三十餘年的佛門弟子何森庭先生的子女。 由於這筆捐款該大樓才得以順利完工。 按答謝樂捐辦法的明文規則, 捐款者可隨其意願為大樓命名。 何先生一生淡薄名利, 有意將之命名為”般若大樓”。 但卻被校內某些教徒及董事所反對。 最後改名為”大智慧科技大樓”[見”大智慧科技大樓簡介“] 。 台灣有寬闊胸懷的善心人士能跨越宗教藩籬, 為後代的教育捐出大筆的款項。 但東海的一些基本教義派基督徒卻仍舊緊抱着那唯我獨尊和狹淺的宗教意識。 對非基督徒的捐獻作出一些幼稚的反應和要求。 那些教徒是真的把教育未來的學子當為最高的使命嗎?

 

註七: 2011 年, 為了宣揚 GREEnS 計畫, 校方竟把愛因斯坦的貭能互換公式 E=mc2 歸功於上帝創造能量的智慧和恩典 [見”天下雜誌”2010 年 12 月教育特刊]。 這種說法如果僅是為了取悅於宗教人士, 尚情有可原。 若是利用宗教去綁架科學, 那就不應該出現在一所追求真理的通才大學中。

 

註八: 2014 年, 不幸的鄭捷殺人事件發生了。 這種突發事件大多是因為兇手的成長環境所造成的精神病態而產生的。 但擁有心理學及醫學博士的校長, 卻把自己當成了救世主。 送了聖經和自己的詩集想去感化在牢獄中的殺人犯。 當校長被媒體問及該事件帶給教育的反思時, 回答是”…他已經(為殺人)有做準備, 卻沒有選擇在校園中做, 我真的非常感謝主”[見”天下雜誌”548 期 (2014-05-28)]。 如果真有如此偏心的上帝, 它是值得被我們所崇拜的神嗎? 衹是因為凶殺案沒有在校園內發生而向上帝感謝的話, 能不感到自己太過份的自私嗎? 而在「給東海全體伙伴的一封信」 中卻又說”鄭捷是我們的家人, 若這是必然, 我們願意是發生在我們所深愛的東海, 因為我們可以有不一樣的承擔”。 前後矛盾。 一心一意地在消費東海大學和東海人, 為自己造神。 (鄭捷已被執行死刑。 至死未受感化而懺悔。)

 

註九: “一群海外東海校友的宣言”, 以自費刊載於台灣”自立早報”1992/02/23 首頁。

(05/17/2016, 於美國加州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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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陸志舜校友同意，轉載自 www.tungha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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