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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客座教授
時間：2018年6月27日，13:30-15:00
地點：文學院
整理：張運宗
溝通是文化的問題
語言就是為了溝通。「表達自己」是語言的功能之一，選擇自己最適合的語言說出想說的話。但教育的目的不僅止於此，更是希望能說清楚、講明白，聽懂並理解彼此的語言。
我們原本就會說、就會聽，在溝通的領域之中，語言真正的重點其實是文化。如果將兩個不同的語種視作一組（language pair），不同的語言相遇即是溝通的問題，第一層在語言自身，第二層其實是文化。當前的世界已經連成一體，因此不同地區相互的基本了解才比較不會產生無謂的誤會。
溝通是文化的問題，但不必然指涉很複雜的文化認識與理解，而可以是很單純的語境問題。以中文和英文為例，即使彼此說的是中文都可能產生誤會，更不用說一個中文一個英文了，我們往往以為不懂的字可以查字典，但字本身的文化意涵可能根本不在字典裡面。
「I went to Harvard.」中文沒有嚴謹的時態，會說「我去哈佛了。」而大家都知道是過去式。如果不放到文化的層面看，就不會想到這句話的意思其實是「我是哈佛出身或畢業。」這是語境的問題。
有段很美的文字，形容一個女孩坐在家裡，月光從窗外照進來，照在牆上的條紋壁紙。「條紋」的英文用的是「bar」，這是雙關語，一是條紋映在女孩身上，二是囚牢的鋼條也稱作bar，（律師資格考試的英文就是bar examination）這段文字象徵著女孩在自己的臥室裡形如坐牢。
《純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 的作者Edith Wharton有篇很短的小說 ”Summer”，有一段描寫男女主角從後門進來，屋內很黑，窗前亮一些，窗台上有個陶盆，盆裡插著一把aster（紫菀），因為很黑，所以她說black mass，黑壓壓一堆，但貼著窗子有一white aster。這說的是什麼？順著文章往下讀，這個white aster會glimmer，之後一段更說它會floated，所以這是個文字遊戲。因為Aster is astral，紫菀是朵星狀的花。這個white aster指的不是盆中一朵花，而是窗外天邊的一顆星。
現代華語溝通時常說「ok」，在英文語境裡「ok」指的是勉強過關而已，但放到中文語境中指的是完全沒問題。「自嗨」的「嗨」其實是英文「high」，移植成中文後，外國人不會懂得其中的意思。「my grandfather」指的是祖父？還是外祖父？「sister」是姐姐？還是妹妹？這些例子都說明了，溝通的文化問題是語境的問題，存在於上下句的關聯之中，存在於生活之中。
打破中英文的藩籬
東海即將啟動的創新教學模式「大學院」的「語文與溝通」是一種新的課程模組，試試看讓中英文成為一起授課的language pair，所謂的「一起」並不是兩種語言同時授課，而是概念上的一起。
「改變學生必須先改變老師」是大學院的基本概念。假設中英文老師在一起溝通時，都是說華語，彼此都認為理解對方的意思，但不同的經歷會有不同的思維邏輯，就可能產生溝通上的誤會；更何況中英文老師長期各自教學，罕有往來。所以我們花費很長的時間，讓中英文老師兩兩配對共同討論，課綱各自設計，分開上課。先讓老師「一起」溝通，才能讓學生在相同的概念中受到不同語境的刺激，而能面對、理解、思考不同的文化。
「語文與溝通」在共同討論的過程中，打破了中英文各自授課的藩籬，我們進一步設計了一小時的「共時授課」。這一小時可以彈性運用，或許三小時，或許五小時，端視中英文老師溝通後在共同的目標中所做的課程設計。
在探索中建立成就感
目前我們設計了「家、史、賞、游、自然、跨域」六大範疇，由自己出發，在時間與空間的軸線上往外延伸。例如「家」可以延伸到原生家庭、自我認同、性別議題，甚至成長過程、排行先後都有可能成為討論的重點。中英文老師就在「家」的範疇中討論出彼此能夠溝通的概念，然後從各自擅長的領域為出發的角度來切入。
以「史」為例，「英雄」可能是學生較為親近而易於接受的概念。「經典」中有許多人物，但重點不在量，而在學生是否能聽懂，所以老師可能鎖定一個人物，從「經典」中擷取一段文字，而非讀誦全文。《伊里亞德》（Iliad）、《奧德賽》（Odyssey）兩大史詩和《史記‧刺客列傳》截然不同的英雄形象就能讓學生認識到不同文化會建構出相異的英雄典範，甚至在學生討論的過程中，師生都會產生更多的想法。
老師和學生從六大範疇接觸不同的學習經驗後，自然會萌生許多想法。所以我們設計了「成果展」，不是學習的終結，而是在多元的探索中建立成就感，從而產生學習的動力。目前我們把「成果展」設定在第三學期的期中，而非期末，就是希望能保留更多的時間讓「成果展」得到更多的討論與回饋。
學生或許因為語言的隔閡，在進入狀況前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但以我在東海教書的經驗，學生激發思考的反應是相當令人驚喜的。
「經典」與「多元」
我的學習歷程比較特殊，從台大到哈佛，其實是把「經典」念了兩遍，一遍是中文，一遍是英文。當放到「語文與溝通」時，並不是在「閱讀經典」，而是從現代的意義來「理解經典」，這就是課程設計與選文的問題。
在「語文與溝通」選文的思考脈絡中，有的時候所謂的「經典」指的不是人物，而是文字；有的時候「經典」並不侷限於傳統意義上百代不易的「經典」。也就是說，放在現代教學上，「經典」的選擇一定要能夠開放，但不應該今古決裂，出現斷層，文字也不能太差。
傳統經典歷千百年的淘選，自然具備不可抹滅的價值，然而當「經典」的概念開放之後，究竟要開放到什麼程度？這就成了「經典」與「多元」的問題。例如，《伊里亞德》、《奧德賽》，乃至莎士比亞戲劇是「經典」，毋庸置疑，但《泰晤士報》（The Times）、《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呢？當中的文章雖然不是經典，卻是很好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現代的議題。其實《泰晤士報》、《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在英美分別視為英文寫作的標準。英文有個「好文章」的結構標準，中文呢？當「起承轉合」因打擊八股文而被污名化之後，中文就缺乏評斷好壞的結構標準了。
以翻譯教學的過程為例，選文「多元」的危機至為明顯。學生在中翻英的過程中，有的時候翻譯不佳或是錯誤，問題往往不是出在英文能力上，而是中文選文的文字不好，意義表達也不夠清楚。
關鍵必然在於老師。當老師彼此間能夠充分溝通，從時間軸、空間軸中拉長、拉大眼光，達成共識，然後從各自擅長的領域出發來切入，就會出現「開放」、「多元」的真正意義。
聽說讀寫
落實到教學現場，仍在學生應該具備「聽說讀寫」的能力與素養。五四提倡「我手寫我口」，因為在文盲佔國民大多數的時代裡，書寫的文章又過於艱澀，與口語的表達相去甚遠，因此胡適等知識份子為了救國，而從根本做起，突破語言與文字的藩籬，認為怎麼想就怎麼說，怎麼說就怎麼寫。
但是現在的時代不同，文盲幾乎已經掃除，就必須明白說與寫之間有個創作的過程，需要的是思考。而且「說」的溝通是「聽」，「寫」的溝通是「讀」，兩者並不相同，如果不加思索寫出的文章往往不忍卒睹、難以溝通。因此「聽說讀寫」的訓練最基本的就是說得清楚、寫得明白，能理解、能交流。
以「聽說讀寫」為「語文與溝通」的主軸，根本上仍是文化的問題。當我們認知到相處在同一地區、同一學校，或者同一個地球時，某種程度上，因為我們分享共同的閱讀經驗（reading experience）而擁有相通的概念。假設某人從未讀過一篇文言文經典作品，就不會知道文化的深廣，也不會擁有文化傳承的經驗，那麼就如一個外國人居住在這塊土地上是一樣的。當國界日益模糊時，我們同時要能知道世界的普遍議題，知道為什麼而存在於這個世界，知道如何透過「聽說讀寫」在人與人的溝通中為這個世界盡一份心力。
附錄：2017年5月賈培源校友致函王茂駿校長，推薦William Cronon的文章，其以「聽說讀寫」作為論述的開端。本處節錄其文標題，全文詳見，http://www.williamcronon.net/writing/only_connect.html
William Cronon, “Only Connect…” The Goals of a Liberal Education
How does one recognize liberally educated people?
威廉．克羅儂 ，童元方譯，「就是要連結．．．」博雅教育的目標
博雅人如何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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