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冬博士 (瑞士信貸亞洲及大中華區首席經濟顧問) 幾天前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講演，提到英國的脫歐和川普的當選，代表戰後七十年來全球化 (Globalization) 的一大逆轉 (或挫敗)。 戰後全球化，從馬歇爾計劃到歐盟的統合，帶來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繁榮和最久的和平。 但全球化 — 指貨物、資金、技術和人員的流動也帶來了相當的貧富不均，造成勞資對立；勞動階級不再信任統治菁英，川普之輩打著反貿易保工作口號因而崛起。

 

陶冬博士說現今世上百分之一人口控制了全球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財富，是問題的根源。 但我們必須深思的是財富不均係來自全球化嗎? 全球化也帶給第三世界國家工作和成長的機會，不是嗎? 中國大陸的三、四十年來的改革開放不也是全球化最明顯的受益者嗎? 落後國家富起來了，不也增加其對先進國家產品和技術的輸入嗎? 從全球的角度觀之，全球化不是零和遊戲 — 事實上全球GDP不斷地增長，一半以上是全球化之賜。 所以全球化並沒有造成國與國間的衝突和緊張，而是一國之內勞與資之間的對立；勞方怪資方把工作移到國外，造成國內的失業。 無可諱言的，全球化是替資方帶來了較低的生產成本，乃至於分配的不均 (資方利潤相對於勞方額外增加)。

 

但造成分配不均的只有全球化嗎? 科技 (和QE帶來的資產泡沫) 也許是更重要的推手?!

 

後工業時代，或稱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取代了資本成為創造財富的新動力。 這種情況在先進軟體的出現最為明顯。 以微軟 (Microsoft) 暢銷的PC應用軟體OFFICE為例，一個數千億美元產值的產品卻只要雇用數百人開發，但其後的製造及交貨 — (線上傳輸) — 卻可以用不上人。 微軟 (Microsoft) 市值是通用汽車 (GM) 的8.5倍，但雇用的人數只有後者的一半，卻不需要工廠，也不用工人。 比爾蓋茲成為全球首富，也告訴我們在知識經濟時代贏者通吃的特色。 但這與全球化沒有關係，其勢也不可逆轉。

 

知識取代了資本，腦力取代了人力，財富集中於少數人 — 製造出新一代的財閥 (我稱之為智閥)。

 

不管你喜不喜歡，科技進步是勢不可擋。 今天的OFFICE提高了你我的工作效率，明日的AI和機器人是取代了你我的工作；職場上根本用不上那麼多人，失業和所得不均會更嚴重。 但難道我們就因此而要反科技嗎? (請見 「AI來了 (II)」)

 

就像共產主義無法逆轉資本主義之潮流，反全球化也無法逆轉科技進步之潮流。

 

換句話說，人類社會現今面臨的問題不是一個「反全球化」的主張可以解決的。 川普保護主義，和閉關美國的思維基本上是反智的。 就像十八世紀的英國工人要砸壞紡織機一樣，愚蠢卻無濟於事。 我們需要的是一套財富重新分配的辦法，而不是去抑制財富的創造。 川普所提的大幅減稅 (對富人大幅降低稅率) 卻是反其道而行的 — 加劇貧富的不均。

 

我們需要一套更周全、細膩的思維。 也許Thomas Piketty (法國經濟學家，論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的作者) 所提的財產稅 (對財產課稅而不僅是所得扣稅) 是個值得去思考的方案。 為政者可不慎乎?

 

鄭清和 2016，12-26

 

註: 唸了三民主義四、五十年後突然頓悟，所謂“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用意何在?! 不就是怕貧富不均狀況失控嗎? 農業社會，財富掌握在地主手中；工業時代，則集中在資本家。 孫文於是主張土地分散，資本節制。 但在知識經濟時代，如何控制智財呢? 總不能因而節制腦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