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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萬兩千元新台幣指的是大學畢業生初入社會的起始月薪。 這個數字是當時 (應該是十幾年前) 政府給服替代役的大學生訂下的月薪，卻也成為當時初入社會大學生的起薪參考。 之後這個標準一直沒變，也引來社會大眾的批評，怪政府壓低了起薪。
台灣大學畢業生薪水偏低一直是個大家關注的問題。 對其成因眾說紛紜而難有共識。 其實大家心知肚明，起薪停留在22K並非政府造成的； 那是市場供需決定的結果。
薪資成長跟不上經濟成長似乎是已開發世界共有的現象，根據OECD*註1 最近報告，已開發國家的中產階級*註2，由於所得成長的停滯，30年來的佔比已由64% (1980) 縮小到61%； 美國更下降至51%。 全球化 (貿易、投資和技術移轉) 將工作帶到了低工資或市場所在國 — 中國是最大的受惠國。 科技的進步 (工廠和辦公室的自動化) 則是另一個白領工作流失的成因。 在這兩大衝擊下台灣都算是受害者； 如此是不是就可以把低工資全然算在這兩個因素上呢? 其實台灣的失業率過去十幾年來一直維持在3%左右，是個相當低的數字，那為什麼工資無法成長呢? 如果低失業率不變，但工資不漲，是否表示流失的是高薪的工作而新創的就業機會是低所得的? 如服務業中的零售和餐飲? 為什麼現在的畢業生大都去7-11上班或幫DHL送件，而只有少數能進台積電或聯發科 (碩士生年薪可上百萬) 呢? 是聯發科的工作機會少了還是因為大部分的人進不了聯發科? 那就是質 (工作能力) 的問題，而不是量 (工作多少) 的問題。
同屬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香港和韓國的薪資成長都比台灣快，又說明了什麼? 新、港、韓也同樣受到中國大陸崛起的衝擊，但相對台灣，他們所得*註3超前又代表什麼? 影響工資除了demand和supply以外，另一個因素就是productivity (生產力)； 從這個角度看，就不難理解台灣低工資的成因。 過去二十年來台灣服務業人工的productivity一直殿後*註4。 低工資但低生產力，所隱含的是高成本，和隱藏性失業*註5 ，也反映了競爭力的低下。 對跨國企業來說，22K的月薪可能代表的是33K的成本，所以也沒有那麼吸引人。
但低生產力的背後因素又是什麼? 其實就是從業人員，也就是學生平均素質低落； 是教育的失敗! 教改*註6以來，政府廣設公私立大學 (總數比英國還多)，結果是招生錄取分數一再往下降 — 18分就可以考上大學，但畢業人數卻從25萬一年跳升到116萬人。 結果濫竽充數，四年大學培育出來的畢業生可能一個大字 (指英文字) 不識*註7，這樣的學生一個月要22K也高了。 這就是寬鬆教育誤國誤民的結果。 真的，錯誤的政策比貪汙還可怕 — 幾十倍!
22K是教育部之罪，而非國防部之過!
註1: OECD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是全球35個市場經濟國家組成的政府間國際組織。 根據2017年世界銀行公佈人均國民總收入 (GNI) ，OECD35國中排名第一名為瑞士80,560美元，最後一名為墨西哥8,610美元。 台灣為24,000美元。
註2: 中產階級
OECD對中等所得階層的定義是以一國的所得中位數為基準，所得介於中位數的75%到200%之間者屬之。
註3: 2017年亞洲四小龍GNI
新加坡54,530美元 > 香港46,310美元 > 韓國28,380美元 > 台灣24,000美元。
註4: 根據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國際貨幣基金) 公佈亞洲四小龍經濟成長率 (2011~2018) 排名為: 新加坡3.87% > 香港3.02% > 南韓2.96% > 台灣2.51%。 服務業人工的生產力 (2010年) 香港、新加坡位居一、二，台灣第三。
註5: 隱藏性失業
由於生產力低落，一個人的工作需由1.5人來做 (舉例)。 表面上 (大家有工作) 失業率低，但實質上是分散工作機會，平均收入降低。 一條街上開了許多家麵店，也是種隱藏性失業 — 導致過多人從事同質低薪工作。
註6: 教改
1994年410教改大遊行，“廣設大學”設為四大目標之一; 1997年開放專科、學院改制，
大學數量開始爆增； 從50所激增至147所，大學畢業生由25萬增加至116萬，幾乎是「人人念大學」。
註7: 一個大字 (英文字) 不識
請見2016年6月DDS社論 [真象系列１] 一個小故事。
Editor’s Note 編者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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